【中国教育财政】会议发言 | 刘一沛：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思考
整理人：于鑫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5级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2025年10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教育强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财政：实践与挑战”研讨会在北京中信大厦召开。在主旨论坛二“教育强国背景下高等教育结构转型的中坚力量”上，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校长刘一沛做了“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思考”的主旨发言，本文根据其发言整理而成。
1学校简介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创办于1993年，2002年获批成为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3年制专科）。2007年接受国家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成为四川省唯一获得“优秀”等级的民办学校。2012年入选四川省民办学校中唯一的“省级示范高校”。2021年学校入选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入选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学校强调环境育人，刘一沛校长谈到，“对于高职的孩子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在一个能够影响身心的环境中学习，以营造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育人场域”。
刘一沛校长本人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剑桥大学，并先后在摩立特集团、伦敦安永、香港德勤等从事咨询工作，后进入到职业教育领域从事教育相关工作。刘一沛校长谈到，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后的最大感受是，“我国的职业教育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语境”，“生源”“名师”“大国工匠”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用语汇。但“身处高考招生最后一批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潮下，‘生源优化’很难是也不该是高职教育这种肩负普惠使命的教育形态的发展目标”，优质师资和典型优秀学生确实存在，但从结构性视角出发无法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刘一沛校长提出核心问题：职业教育究竟应该复刻学科教育塑造“象牙塔尖”的角色，还是承担起夯实“金字塔基”的责任？
2职业教育投入：教育财政视角下的结构性差异分析
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国职业教育无论是在绝对投入上还是在相对投入上均存在显著不足。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约为普通高中的一半，而OECD国家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高于普通高中。从人均年工资的角度来看，OECD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比中国高约220%，在生均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上高约300%。此外，结构不均衡的问题突出，部分优质院校以及正在申报职业本科的院校集中获得大量资源，而大多数普通职业院校收入受限、投入不足问题难以改善。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投入格局呈现出“绝对投入不足、相对投入不足、优质院校集中大量资源”的特点，而在面对职业教育要把“多数人教好”的情况下，资源应该怎样分配？
3职业教育的角色：解决均值与底线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刘一沛校长将“多数人眼中的教育”与“多数人的教育”进行了对比。多数人眼中的教育路径是“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高—本科—研究生”；而现实中，半数甚至半数以上的学生实际进入的教育路径则是“幼儿园—小学—初中—职业教育”，他们是现实教育体系中“沉默的大多数”。刘一沛校长谈到，研究型本科院校解决的是“卡脖子”的问题，是通过筛选实现“顶端突破”，而职业院校要聚焦解决的，是“均值”和“底线”的问题。“大国工匠”的选拔和培养固然重要，但职业教育在本质上需要打破“筛选逻辑”，追求“普遍有效”，需要积极和建设性地面对“生源”“师资”和可持续合理投入规模的现实，将公共资金导向开发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方法”“机制”“工具”“流程”，赋能普通老师教好普通学生。
4终身教育与职业路径的现实矛盾：“终身学习”还是“终身在校学习”
刘一沛校长指出，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八年制在校职业教育”成为一种可能，即三年中职教育、三年高职教育，以及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应用型本科或者职业本科接受两年本科教育，这就导致许多学生至少有六到八年的时间都呆在学校里，这一现象引发了他对我国职业教育结构的深刻反思：我们应该鼓励的是“终身学习”还是“终身在校学习”呢？
社会目前广泛存在“害怕进入职业教育”的心理，其根源在于学业发展路径的单一性，进入职业教育被视为与全日制本科教育告别。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如果“人民想要本科”，我们的教育体系该何去何从？为回应这一问题，刘一沛校长引述英国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改革等相关经验，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亟需用多元化办学形态和国家资格框架提供更多的路与桥，创新普惠型、应用型高等教育招考形式，在目标和指标层面引导普惠教育的集约化、便捷化，优化投入产出、拓展多节点升学通道、增强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灵活衔接。
5打破不可能三角：合理平衡下的民营主体有效参与
在人口结构深刻变革的当下，民办教育机构的发展迎来了显而易见的压力。在义务教育阶段，有省份提出将民办学校在校生比例从15%逐步缩减至5%，这一走向是否会蔓延至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是民办学校的共同关切。在这样的压力下，民办职业院校的长期存续有赖于在体制机制优势有实际意义的领域更好地推动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尤其在校企合作、课程创新、人才引进、产业创收等机制设计较为复杂的方面。
刘一沛校长认为，在新发展阶段，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补充部分”的身份定位将从“规模补充”向“创新补充”转换。这种转换能否实现，一方面取决于民办学校对现实和自我的充分认知，一方面有赖于主管部门赋予创新的氛围和条件。长期以来，民办学校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出发一直希望享有生均拨款，但面向未来，能够在筑牢底线的基础上给予民办高校尽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可能就是最大和最有意义的助益。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民办高校面对的实质上是一个“超完全竞争”的环境：远低于成本参与竞争的公办院校和忽视供求现实持续扩张的新建学校。与此同时，民办高校招收的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当前无论是司法体系、信访体系还是大众传媒，也提供给了学生充分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和手段。主管部门出于“规范”和“保护”的角度出台各种限制性政策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但针对享受财政支持的公办学校与直面完全竞争的民办学校的政策应该有所区别，而且“过度限制”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保护学生利益，同时还增大了监管成本和舆情风险。例如，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往往对于教育部出台的关于限制学校开展面向校内学生的收费性服务有加码实施的动机，但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学校周边提供相关服务的无证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边收取高额费用，一边通过假扮学生信访干扰学校为学生提供低偿服务。
刘一沛校长提出“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两个不可能三角”，以此分析职业教育公共侧和民营侧的矛盾。一方面，在公共侧，低成本、优质量与全覆盖三者难以兼得，因此就需要引入民营参与作为补充力量；而另一方面，在民营侧，包容性、均等性与公益性也无法同时实现。举例而言，当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时，包容性指的就是学生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企业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接收所有学生；均等性就要求“同工同酬”，也就是企业支付给学生的工资与在职员工相等；而公益性要求企业无偿接收学生。但实践中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按照一定标准完成工作；同工同酬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很多非计件岗位无法有效计算工作量；企业认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如果实现这种职能的成本过高，甚至还附带法律和舆情风险，企业就失去了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而最终的结果是，很多企业不再由人力资源部门来参与人才培养，而是成立独立的业务部门向学校销售服务，“有钱的”学校在“装点门面”的同时“哄抬物价”，“没钱的”学校面对“唯利是图”的就业单位“望洋兴叹”。因此，真正有效和有意义的产教融合，需要充分理解面向多数人的普惠教育的实际，以及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通过税收、金融、公共服务权益、社保和劳动关系的相关制度设计，将职教公益参与纳入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范畴，在高利润垄断性行业的收入中提留资金，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及低利润行业接纳在校生，提升企业以公益心态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降低参与风险。刘一沛校长指出，要弱化对民营侧的“有罪推定”，思考建立有效参与的体系建设。
6AI时代的职业教育：专业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双重要求
刘一沛校长谈到，在AI时代，职业教育的核心使命不是让所有学生都去学习编程，而是面向AI不能替代的岗位，培养学生输出专业价值与情绪价值的能力。刘校长指出，随着算法与自动化能力不断增强，真正不可替代的领域是那些高度依赖情绪价值、人际互动与服务体验的行业。例如，形象设计行业虽然看似传统，却因其强烈依赖人与人之间的情绪联结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他强调，职业教育一方面需要持续关注专业价值的培养，即高标准、高效率地完成典型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情绪价值与非认知能力作为决定未来职业发展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应当在心理状态修复、社会参与意愿、共情能力养成等方面承担更加系统的责任。刘校长引用北京师范大学刘云波老师的研究指出，职业院校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在职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没有充分进入大众直觉。对于高职学生而言，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本科生，因为职业岗位更直接依赖人际互动和共情意识，这也对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政策设计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方向和维度。
此外，职业教育不应被过度框定在制造业、大国工匠或企业卡脖子技术等议题之中。他指出，基于全球经验和未来趋势，第三产业大概率会是吸纳就业、尤其是职教类别学生就业的主要领域，服务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大于制造业。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将视角更多关注到服务业领域，通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育人场域以及与之配套方法、机制、工具、流程建设，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师生赋能体系，使学校能够常态化、普遍化地培养出具有更高服务交付能力、情绪价值输出能力和人际互动协作能力的劳动者，以及能够从生活中获取意义感的人。他认为，这是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长期坚持的方向，也是职业教育未来的重要战略考量。
最后，刘一沛校长凝练出职业教育改革的四个核心方向：打破普惠教育的精英语境，拓宽终身教育的升学路径，解放民办教育的创新潜力，平衡职业教育的行业偏向。
